卖花女二十七（2 / 2）

南宋，主要演出诸宫调及杂剧，曲艺则数鼓词。洪迈《夷坚志》载有越地演唱诸宫调的内容。杂剧流行于越州民间，或为祭神而演。王十朋《梅溪集》有“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等语。鼓词为宋时越中主要曲艺形式。陆游有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叙“拊鼓盲翁”说唱蔡伯喈故事的情状。其时，绍兴城乡演出活动频繁，陆游晚年回绍兴里居所写诗中，多有咏及。当时，已有本地的“村伶”，村伶还组班演出。这种演出，为不误耕作，多在夜间，极受农民欢迎。陆游诗云：“老伶头已白，相识不论年。时出随童稚，犹能习管弦。”“野寺无晨粥，村伶有夜场。”“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

戏文入元，与北曲元杂剧对称而名为南戏。由余姚籍为主的“戏文子弟”以余姚方言及声腔演唱的南戏称余姚腔。余姚腔流行于江苏的常州、润州（镇江）、扬州、徐州及安徽的池州（贵池）、太平（当涂）等地。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586～1597），“绍兴梨园”、“余姚梨园”、“绍兴戏子”以余姚腔多次演出于上海豫园等地。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昆腔由吴中一带迅速传播到江浙各地。万历年间（1573～1620），昆腔大见流行，越中士大夫纷纷组成家班、女戏，声势颇盛。以后家班几经更迭，有的演员在脱离家班后，加入民间班社。其时，演出重视伴奏及服饰、化妆，且部分使用灯彩布置。明末，兴调腔，其时，目连戏自成一系。

清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5），乱弹起，与调腔并行，其后，鹦哥班出；咸丰、同治时（1851～1874），嵊县“落地唱书”勃起，清末衍化为小歌班，民国初发展为绍兴文戏。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着有《抱朴子》的着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着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泄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