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金】王若虚《门山县吏隐堂记》（2 / 2）

人活在现实社会里，总是要食人间烟火，顺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为世俗的污浊所染，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可见仕与隐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吏”与“隐”中，他选择了“隐”。他到门山县令任后半年，把门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并题了个别致的名，曰“吏隐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为官吏、心存山泽的态度。可是，他旋即又发现这样做也未能免俗。因为许多“尸位苟禄”者也以“隐”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个吃皇粮、领俸禄的县官，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任官职靠官俸过日子，又心念纯净、清风两袖呢？这个问题比做官还是退隐似乎更难解决。

对自己的“吏而曰隐”，王若虚做了一番解释。吏便是吏，隐便是隐，二者水火不相容。既为吏，取官俸，就理应“任人之事，忧人之忧”，尽到做官的责任，即使是“抱关击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称职。如果内心“隐”、自许“隐”便可算是“隐”的话，那“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隐”了，何必高官厚禄再来说“隐”呢！这种做法，简直可说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隐与这种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虚任县令的门山是一个“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的孤清偏远的小城。周围的环境荒芜而险阻，不要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过客也“顾瞻而咨嗟”，做官的人没有谁会到这儿来混饭吃的。他刚到这儿来时自然也是“惨目而伤心”，“戚然以忧”；然而，这闭塞之所远离喧嚣虚伪的官场，简朴淳厚的环境正是清净自我灵魂的好场所。到了边陲多警、羽檄交驰的时候，这里的偏僻、闭塞甚至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邻邑为战争所迫，疲于奔命，当官的那一切优厚待遇不仅无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难保了。而王若虚呢，不仅不必为此担惊受怕，反而还能闹中取静，每日太阳老高时才起来，打仗所需的冠带鞍马，对他来说简直毫无用处。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他与朋友们寻幽觅胜，登高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自然风光优美，生活环境幽雅，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心境，与隐者有什么两样呢？

作者批判那种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钓誉的“吏而曰隐”者，而从他的自我介绍来看，他自己也是个“吏而曰隐”者。他说过“抱关击柝之职”，也应该“必思自效而求其称”，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之际，他却“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为君担忧，为国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这篇文章的思想认识价值，给予我们心灵的触动其实便在这矛盾里。据史书载，王若虚“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金史》本传）。如果他的作为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玩忽职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拥戴。那么，他的“隐”则是有难言之隐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王若虚的在吏而隐：一方面，可以认为王若虚既为官，又要隐，是一种矛盾，是对清淳简朴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对既定生活无法摆脱的苦闷，于是，只好结庐在人境，努力保持内心深处的那一片净土；另一方面，可以把王若虚的追求看成是只要为官为善，也可说成是“隐”的。这种隐，不是无所事事，只在山泽间孤芳自赏的隐士之“隐”，而是在官位上为民谋善，不与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们同流合污的“隐”。这一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可以找到佐证。江西筠州刺史，号其居处为“守道院”，这是个与“吏隐堂”同出一辙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无嚚讼”，这与王若虚在任上所为更无二致了。

王若虚对诗文创作要求“真”，反对虚饰。这篇文章文气通达畅顺，措语如道家常，可是，透过他的达观和潇洒，却能感受到蕴蓄在字里行间的一股既自得又怅惘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