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者都是什么群体（2 / 2）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2.陕西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评价路遥：写小说的路遥自己成了人们的小说。路遥自其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分别获得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又花费六年时间以巨大的毅力创作了百万字的长篇作品《平凡的世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煎熬，但他从未失去过对于生活的挚爱，他给《平凡的世界》一书写的献词是：“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做人在先，作家在后路遥在其中篇小说《人生》的篇首引用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的人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选择。

1956年，年仅7岁的路遥跟父亲一路乞讨，到了100多公里外的伯父家。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父亲起床后对路遥说自己要去赶集，下午就回来，让路遥在伯父家等他。路遥知道父亲要回家去了，于是他抄近路来到村边的一棵老树后面，满含热泪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佝偻着腰，夹着包袱、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但是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他，留下才有活路。正是这种童年时期的贫困和饥饿，使路遥早熟了。但路遥后来以其顽强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贫穷、自卑，获得了人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与自由。青年散文家邓皓说：“就生命的力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路遥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

路遥28岁时获得全国大奖，后来中篇小说《人生》不仅获得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被拍成电影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无数的青年写信向路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人还将他当成“掌握人生奥秘的导师”……路遥淹没在鲜花与掌声之中。当时就有人断言，《人生》是路遥不可逾越的最高点。但是路遥始终是清醒的，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写到：“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于是有了为世人所惊叹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为理想作证正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少年路遥的生活极其贫困，十六七岁的他没有钱买内裤，睡觉时只能赤条条地钻进被窝……在那个年代里，他曾经饿得发晕，像《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一样，因贫穷而造就了一颗敏感而自尊的心。但是，物质的贫乏并不能掩盖青春的色彩，少年时的他在内心中种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以前。”于是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路遥再一次踏进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素材准备工作。

路遥作品的基本土壤是“城乡交叉地带”，主人公多为在城乡之间徘徊的农村青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他写他们的理想、写他们面对生活的种种痛苦和矛盾、写黄土高原上青年男女们如火的爱情……正是这一幅幅真实的社会画卷及作品中始终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路遥逝世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

然抚慰着在城市的农村青年的思乡之情，鼓励着一批批的农村青年不断超越自我，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

两支笔：一折一扔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始终认为：“劳动，这是作家义无返顾的惟一选择。”他在《作家的劳动》一文中写道：“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

路遥在创作过程中曾折过一次笔，扔过一次笔。

在创作《人生》的过程中，路遥对高加林这一人物给予了理解，给予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由衷的赞美。当写到高加林抛弃刘巧珍而与城市姑娘黄亚萍恋爱的时候，路遥痛苦地将手中的笔折成几截，为高加林惋惜。（见马一夫《民间立场与弱势群体代言人》）

经过六年的“长途跋涉”，1988年5月25日，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全书划上了句号。这一刻，他几乎不受思想的支配，将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这一扔，包含了一个中年男人对青春失去的无限依恋和一个劳动者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之后，路遥在卫生间里看到了陌生的苍老的自己，终于禁不住放声大哭……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平静地走了，为我们留下了五卷本的《路遥文集》。

路遥长篇小说集

平凡的世界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惊心动魄的一幕

路遥短篇小说集

月夜静悄悄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夏姐姐

风雪腊梅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痛苦

路遥杂文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小说选自序关于《人生》的对话土地的寻觅

作家的劳动柳青的遗产无声的汹涌生活咏叹调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人生》法文版序这束淡弱的折光艺术批评的根基

9、京派小说家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旧京派作家、学者，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的名单：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废名、钱玄同、俞平伯、林徽因……这些人的劳作，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有关他们的书籍，仍很流行。京派文人，大多带有文化上的某种自觉。他们不太从事政治运动，和时尚文化，亦有距离。今天的文化人，有许多是继承了他们的情调，像王世襄、启功、张中行、冯亦代等。如果有人留心这几代人的思想脉络，当可发现有趣的承传关系。北京文化的“大”与“深”，与这类文化人的存在，是多有原因的。他们的精神品格，抵制了浮躁文化的冲击，在诸多时髦艺术转瞬即逝之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背影还刻在文化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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