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选拔与科举制度（1 / 2）

甄士隐和贾雨村贾两人的对话，牵扯到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问题，以及科举制度，后文也有用到这方面的内容，我在这里展开，尽量简明扼要的讨论一次，以后就不再啰嗦。

人类群居生活产生了部落，能解决部落吃饭难题的人成为首领。人口不断繁衍，物质需求超过出居住地的承受能力，部落或者继续扩大地盘，或者迁徙，甚至分家。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部落不断增多，这时，部落当中能征善战者成为首领，这时首领的主要任务是带领部落抵御外敌，保住领地，其次才是发展生产，对抗灾害，改善生活。我认为部落时期的人才选拔是凭实力说话，谁能使部落强大，谁就是首领，就是人才。

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继续增多，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部落战争不断上演，小部落沦为奴隶并入大部落，实力相当的大部落融合，产生了部落联盟，又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国家。在部落联盟或者国家内，人口多了，人才就多了，人才如何分工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为了保证自己所在的集团继续发展壮大就有了传说中的“禅让”，主动让位给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传说中尧、舜、禹作为最高领袖都是禅让的，那么其它的职位可想而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部落战争结下了仇恨，战俘变成了奴隶，奴隶的后代仍然是奴隶，奴隶不断增多，集中管理难度加大，奴隶就被分配给部落里的每位成员分别进行管理，奴隶沦为私有。奴隶的生存状况差，奴隶主的生存条件则进一步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拥有较多奴隶的大奴隶主在部落联盟或者早期的国家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大禹治水的时候要调动很多奴隶，有了这样的基础，他儿子启才能“父死子继”。

夏启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已经强大到没有其他部落联盟能与之抗衡，他既然开创了“家天下”，就需要获得联盟内所有部落首领的支持，自己能“父死子继”，当然要拉拢其它部落首领也这么做，其它部落首领大多数不愿“禅让”，他们选择支持夏启提出的“世袭”。夏启把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与国家管理相结合，推动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继续发展。

王，受天之命以君临天下，被视为天之元子，所以称“天子”。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叫“宗子”，是王位继承者，是世袭的继承人，也称为世子。其余的儿子只能被封为诸侯，或留在王身边做卿、大夫、士。没当上王的诸侯、卿、大夫或士，其嫡长子是职位继承者。别的儿子，再往下一等分封。如此推演，祖宗是王的，后代也变成了平头百姓。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他种地都吃不饱，还要编草鞋、卖草席。

夏、商的人才选拔，不看能力，只看出身。如果陈胜当时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回答肯定是：“有种”。一个小孩生出来就注定他是不是人才，现在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在夏启建国的时候，确实起到了拉拢支持者，稳定社会的作用。“圈子里”的人永远是人才，永远是国家的管理者。可是日积月累不断分封，“圈子里”有的人不断降级，最终被排除到“圈子外”。被排除出来的人从“圈子里”带出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知识文化，在《我读红楼梦》的第六集跟大家讨论汉字的时候说过了。

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一旦出了“圈子”，就永远进不去了。社会底层有才能的人无法进入国家管理层，而在国家管理层的人又不必奋发有为，只要命好，就可以占着茅坑不拉屎，拉完屎仍然占着茅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遇到了英明的王，就会适当的调整“世袭”制度，通过教育，培养选拔人才。

到西周时期，人才选拔机制进步了一些，已经把学校教育、人才选拔、官吏任用三个环节联系在一起。西周时期官办学校，教育对象主要还是具有“世卿”特权的贵族子弟，送他们进国学深造，培养才能，每隔一年进行考查，学业有成的基础上，进行选士，入选名单上报，审核德行才能，再确定提拔任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才质量和管理水平。

西周末年，几代昏君，穷兵黩武损耗国力，周天子打光了可以制衡诸侯的中央军事力量，诸侯开始坐大，周王室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效仿天子，为了培养本国人才纷纷开办学校，教育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贵族，一些有能力的平民被吸收培养、选拔任用。被培养完没有获得任用的平民，有了知识文化就开办私学，这样又促进了教育的进步，私学逐渐兴起，继续扩大教育对象。

各国诸侯和公聊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广泛纳士，争相养士。士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地位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养士之风开始盛行，为当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秦孝公变法图强，任用商鞅，推行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当官进级。其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功爵制显示了勃勃生机，直到秦始皇横扫六合并吞九州，军功爵制都是秦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相对于同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的养士之风更具优越性。

汉朝建立后，天下一统，国家逐步和平稳定，军功爵制和养士之风不适应人才选拔的需要，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开始实行选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起初是一种补充官员的用人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方式，逐渐演变成了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科，各州郡每年按人口比例举荐孝廉，孝廉的标准则是“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孝顺”“廉正”是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另一类是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才标准和名目，科目开设随心所欲，最主要的科目是贤良方正，就是招能“直言进谏”的人，以广开言路，匡正帝王过失。另外还有明经科、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读书读的好。“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还有阴阳、兵法等科目。

察举制度实施之初，能够体现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原则，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家经典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察举的前提是主管官员的举荐，在举荐中又没什么客观的考核标准。想吸引官员的眼球，让他看见你，举荐你，名声是很重要的，于是，就有人为了成为名士，沽名钓誉、相互吹捧、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导致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在察举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儒生考儒家经典，文吏考奏章律令。察举制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想通过考试，就要好好学习，学校成为选拔人才的辅助机构。

东汉末年，察举制被门阀士族操纵、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举荐和考试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曹操脱颖而出。曹操并非出自于名门士族，他爷爷恰恰是跟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既要拉拢一部分名士跟他合作，又必须压制以名士为代表的地方大族势力，他多次颁布命令唯才是举，绕过一些名门士族选拔人才。曹**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作为但当时察举制的补充。

“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吏部）直接派人到州或郡做大小中正官，由中正官推荐人才、中央审核选拔人才的政策。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郡里的小中正把管辖区域内的知名人士，按其德行、才能分为“九等”或者说“九品”，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最后再上报给吏部审查，审查后按品位高低作为委任大小官吏的备用人选。

这种情况似乎是把选拔人才的推荐权和审核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门阀大族。但另一方面却方便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大族，他们逐渐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举。那些官职低微或没能当官儿的地方世家大族日趋衰落，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央豪门大族地位进一步巩固，东晋时，掌权的门阀士族发展到顶峰，选拔人才特别重视血统门第而忽略品德才干，你生的是地方，命好就可以了！从而造成学校教育发展的倒退。所以说，有些政策提出来是时候是好的，在执行过程中越变越坏，坏到一定程度，又会被更先进更科学的政策所取代。

经过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他连续打击门阀势力，士族制度逐渐崩溃，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除了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以考试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到了唐代，完成了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过渡，全面推行科举选才。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选才不经过推荐，而由中央政府或皇帝亲自进行（分科）考试、录取人才的选拔政策。唐朝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分别为乡试――省试――吏部试。通过考试，公开竞争，层层选拔，吏部考试合格的才被任命为官。

宋朝基本上沿用唐朝的科举制度，并进行了改革创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殿试制度，皇帝直接参与。二是规定考试周期，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三是限制考官权力，并制定一系列的防范考试作弊的措施。

辽金时期对科举制度不重视，只是为汉人所设，成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元朝对科举制度继续改革创新：一是明确确定考试的具体日期。并规定考试考三场，每场之间相隔三天。二是明确考试范围，出题范围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答题范围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明朝科举制度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规定“三年大比”的制度，“大比之年”举行乡试，秀才可以参加乡试，每三年一次，农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考试，每场三天。正值秋天，故称为“秋试”，又叫“秋闱”。乡试过关的举人可以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考试，每场三天。故称为“春试”，也叫“春闱”。第二，明代规定考卷必须写八股文体。第三，考试过程改为四个阶段。明朝科举在保留乡试、会试、殿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童生试。

童生试是获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选拔赛，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到清朝童生试制度更加完备。

县试在各县举行，由知县主持，参加县试的考生要到本县礼房报名，我们知道中央有国务院，对应县里的县政府，当时朝廷中央六部有礼部，在县里对应的就是礼房。到礼房报名，要填写报名表，籍贯、姓名、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祖上三代履历等，跟现在填写学籍表差不多，但是不用填性别，女性不能参加考试。填完报名表，需要找四个同时准备参加考试的考生，然后这五个人相互联名担保，签字、画押，还要再找一名已经考过了童生试的廪生做特别担保人。如此复杂，主要是想确保考生是本县籍贯，防止冒名顶替，还要保证考生祖上三代没有罢官免职的，没有犯罪服刑的，还要保证考生身家清白，不是倡优奴仆等贱民的后代，还要保证考生没有为父母服丧守孝的。然后，凭考卷上盖的戳对号入座，单人单间，连考四场。

县试通过后可以参加府试，一般有由知府主持，联名担保人要再多找一个，其它的要求跟县试差不多，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考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便可以继续参加院试。有些读书人要考很多年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考试成为童生。有些读书人一次考试就得到了童生的身份，可就是过不了院试，到了白发苍苍仍是童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个老童生。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考试，由皇帝任命学政到全国各地当主考官，学政也叫“提督学院”，所以提督学院主持的考试叫“院试”，能被任命为学政的一般都是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六部侍郎等中央官员。我们第一集讲的戚蓼生，就当过云南学政。

院试的第一次考试叫岁试，获得童生身份的人可以参加，联名担保人要再多一个，特别担保人也要再多一个，院试过关，童生就变成了生员，通称“秀才”。秀才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徭役、赋税，见县官不跪、不能被随便用刑等基本特权。名列前茅的生员被称“廪生”，享受国家特殊生活补贴，而且读书人想参加童生试必须请“廪生”充当特别担保人，所以作为秀才之首，“廪生”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特别出类拔萃的还能被保送到国子监读书，成为准备贡献给皇帝的贡生。

当地的一批老秀才，也必须参加院试的第一次考试，选拔出成绩好的，再跟新秀才们一起参加第二次考试。院试的第二次考试叫“科试”，考试过关，被称为“录科”，整个童生试到此圆满结束，接下来就可以在“大比之年”参加乡试了。贾雨村有资格参加乡试，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是值得骄傲的。

刚才咱们说了，乡试又叫“秋闱”，秋闱一战成功，就是“举人”了，乡试中举叫乙榜，也叫乙科。发榜公布考试结果时，正值桂花飘香，又称桂榜，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举人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就算会试考不过，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充当政府的中下级官员，老百姓可以称呼举人为“老爷”了。

“大比之年”乡试中举的，和往届的老举人可同时参加第二年春天举行的会试，春闱一战成功，举人就变成贡士了，贡献给皇帝的知识分子，就有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发榜公布考试结果时，正值杏花烂漫，又叫杏榜，会试第一名叫“会元”。

会试场所保存的最完整的是南京夫子庙，每位参加考试的举人，单人单间，称为“号房”。监考很严，考生进入时，要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小抄”。当考生进入“号房”后，就要锁门。“号房”内十分狭窄，只有上下两块木板，上面的木板当作写考卷的桌子，下面的当椅子，晚上睡觉将两块板一拼当床。“号房”里还为考生准备了一盆炭火、几根蜡烛。炭火即可以用来做饭、取暖。考生参加考试期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号房”内，不许出来，直到考试结束。举人参加会试都这样，前面我们说的乡试、童生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