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汴口遇许贯忠（1 / 2）

李瑾带着沈睿，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前行不止一日，来到汴口。汴口位于黄河北岸，是大运河第二段通济渠的起始点。

大运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长安）到潼关，长一百多公里。

通济渠也就是汴水，从大业元年开凿，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荥阳县东北）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臬、中牟、开封、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壁，到盱眙北，达于淮河。

同年，隋炀帝又征发淮南民夫十多万人开通山阳渎，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通，通济渠连同山阳渎，全长一千多公里，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

第三段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的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流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的永济渠，引沁水东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见，无论从规模、长度或从地理位置上讲、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通济渠在唐朝以后称汴河。通济渠到元代才湮塞，《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通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西安到扬州，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个朝代，通航了720年。唐建都长安、洛阳，北宋建都东京（开封）都依靠这条运河运输江南的粮食和各种贡品。

《宋史.河渠志》载：“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吴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唐每年漕运粮食400万石至长安、洛阳，宋代每年运粮600万石至东京，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南宋与金对峙时，南北交通断绝，汴渠堙废。

汴渠取水于黄河，由于黄河流势经常发生变化，只能采用随势开挖引河以满足取水要求；在汛期要堵塞汴口，以免泛滥成灾。由于随水引入泥沙，汴渠内不能建闸堰工程，每年要组织大量劳动力疏浚。

为减少疏浚工程量，曾以锯牙、木岸等建筑物束窄河床，加大流速，冲刷泥沙。由于不能解决泥沙问题，北宋时汴渠已成为地上河，防洪问题突出。为此，经常加固堤防，还要建造泄洪斗门和设置滞洪区，组织维修专业队伍，完善防洪抢险的组织和物资准备，健全管理制度。

元丰二年(1079)开清汴工程，堵塞了黄河汴口，在洛河入黄处建拦洛坝，引水沿新开引水渠入汴渠，以含沙量较小的洛河作为汴渠水源，并对补充水源、防洪、与黄河的通航和河道整治采取了相应的工程措施，使汴渠的航运条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可惜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废弃了。

虽然因为黄河的泥沙入汴河，汴河河床逐渐抬高，成为了一条地上河，但是因为在漕运之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不能被舍弃，朝廷只能一直花费大力加以疏浚。

因为时代的发展，航运因为种种优势成为大宗货物运输和百姓出行的首选。汴口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极为繁华。

李瑾和沈睿前进的方向其实不完全是东北方向，只是向东略偏北一点，大致是沿着黄河北岸前行，这是李瑾选定好的路线，准备到了汴口乘船直接到东京，这样能省去很大的麻烦。

走了五天，李瑾和沈睿才走到汴口，到了汴口，李瑾也为这个黄河港口的繁华略感震惊，沈睿更是嘴都快合不拢了。只见码头停满了降下了帆的船，既有货船，也有专门载客的客船。不时有船张满了帆，驶出港口，船上也有浆伸出，拍打在黄河之上，激起浑浊的水花。

此时已经是傍晚了，两人进了汴口，准备找一家客店歇下。

找了一家环境看起来还不错的客店，李瑾带着沈睿走进店里，此时正是饭点，店里用饭的人颇多，店里只剩下一张桌子没人坐，不过看样子客人也才离开，伙计正在收拾。

李瑾带着沈睿走过去坐下，伙计热情地招呼：“二位客官，要些什么？”

李瑾边将东西放下，边说道：“上两个拿手的菜，再来些馒头。”

“好勒，您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