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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22(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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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 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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