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班车上的回忆（1 / 2）

已经开了快11年的福美来二代，最近不断出现小故障，虽然只跑了十万公里：先是档杆坏了，找不到档位，幸亏开到了楼下，有个修理厂；再是前轮抱死，磨得刹车盘发出焦糊的味道；这几天又出现了停车后风扇轰鸣不停，需要反复切换电源才能打住……于是，修，修，修，最后我干脆不开车了，骑自行车上班：带着鸭舌帽，蒙着蓝色面巾，漏出两只眼，简直一个江洋大盗。虽然上坡的艰辛只有骑车人才能体味，但是下坡的快感和看到长长的车辆堵在路上的幸灾乐祸，也只有我体会的最到位，就差点儿呵呵发笑了。至于安全，好在现在有了路边宽阔的人行道，没有自行车道，也很适合自行车安全通过。

地铁二号线通车了，我发现开车的人少了，马路通畅了，于是周三开出来私家车，离开了18万的地下停车位。没有想到的是，堵车！大堵车！原来为了明年的上海经合组织峰会，城市形象大提升，包括主干道的路面铺装、护栏更换等等，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去上班了，累！

把妻子送到丈母娘那儿值夜班回来，刚洗了个澡，发现儿子呼叫父母视频。于是穿上内衣，跟儿子聊天。这小子虽然文化课不咋地，最后走了艺术之路混入了大学本科，但是最近特别喜欢图书馆看书，并且每天都有收获的样子。视频里的他问我自己像不像一个总经理。我点头。小伙子穿着棉衣开着空调，摇晃着手里的在读书籍，建议父亲也看看当代的书，而不是五百年前甚至一二千年前的书。继而又摇头：“算了算了，你看不进去的。为什么累？骑自行车累，不是工作累！建议你坐班车吧，回头把我的耳机送你，听着音乐，多好。骑个自行车，自以为锻炼身体，人家同事私下好说了，看啊，都快神经了，这把年纪还骑车上班，这么冷的天。”“人家住的近啊。”“近什么近！他在李11公里外住！”儿子的一段单口相声把老我的要强的心灵触动了。

我要好，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怕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儿说了什么错话而影响自己的形象，就怕人家背后说自己哪儿哪儿不好。但是，喝酒了就是个例外。所以，几次醉酒之后的后悔，折磨的他难过好多天。要好的我，被几次酒后的“醉行”敲打的支离破碎。

于是，为了摆脱“神经病”的形象危机，我决定坐班车：7:40从家里出来，五分多钟就到了班车点，远远地看到自己小区的两个老大哥在等班车。打个招呼，点根烟，聊些最近熟悉的人事变化和事情，八点多一点，班车来了。上了班车，我还发现一个熟悉的小伙子，却没有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如今的我所在单位，鱼目混珠，家口很大。我记得很清楚，当年自己来这个单位，只有不到百人，如今几千人的大单位，有公务员，有事业编制，有外派劳务，有自有劳务，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就在昨天，大微信群一个月薪1700的工龄四年的防火队员直接一把手，要求兑现承诺，并且说些自己这个团队出生入死扑灭山火的惨痛经历。一把手电话信息中心主任：“删不掉？那就赶快发内容把他顶得看不见。”禁百姓之口，从上到下啊。就连我看到319变的帖子，都不敢随意转发给朋友，更何况朋友圈了。

好久没走海尔路了。如今的中海国际城，也成了个大站，班车地铁公交，车水马龙。而路边的曾经的小村落随着摩天高楼的雄起而消失，有过我单身时候的多处宿舍：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第一处宿舍，是我和同学猴子、老大、老高、老李等七八个人的一处三间平房。老高老李是郊区的，老婆孩子在家里，他们星期天回去家人团聚，平时在此小住。只是这个宿舍随着我的工作变动而立刻更换，住了不到半年。单位驻地的崂山宾馆的工程部经理，我的老乡于哥发现我天天顶风冒雨上下班，心生恻隐之心，找到后勤部希望给小老乡调个床铺，那家伙拉了拉老花镜，从上边盯着老于和我：“就怕一窝小鸡抓进个陌生的，鸡窝里不安宁啊。”这形容，真叫我和老于大开眼界。最后，我还是住进了六个人的上下铺宾馆宿舍，冬有暖气，夏有风扇，并且认识了至今还来往的朋友冰，以及栾。至于那个深夜唱高音的董蔚，一直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我们的单位是租借宾馆的一个三层小楼，我毕业后在下边公司工作了27天就被借调到机关资源处搞“八五”规划。其实单位也有一个单身宿舍，四个人，我觊觎已久，终于等到了一个老大哥结婚搬走，我找到了办公室主任庞训，庞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兴高采烈地从宾馆的职工宿舍搬了进来，和于章、李尚、郭波成了室友。虽然一年后的我被安排到了基层锻炼，但是宿舍没有变更，并且冬天我还欣喜地发现床底下传出了苹果的香味。“别跟别人说，是我的意思。”计财处张处长腆着个大肚子，轻启厚厚的嘴唇小声告诉他。我苹果没开封，送给了老乡于哥——感恩图报，是我的优点之一。

后来单位收并了国营林场，就搬到了林场的林工商公司办公，单身宿舍也随之搬去。因为人员紧张，我又不是机关干部而是基层干部，只能住在基层单位大山里的索道站或者自己租房子住单身。这个时候，一起毕业来的伟哥结婚了，搬离了一处二十平米的小厢房。一个月30元的房租，加之房东老太太和七儿子都挺好，我就搬了进去，一张床，一张三屉桌，一把靠背木头椅，都是单位的，也没有人计较。可是，到了冬天，又阴冷又潮湿的不向阳的宿舍实在待不住，同事爱军送来一个火炉子，我买了几节白铁皮烟囱，上山摘了点儿松球，用一个破旧的黄帆布大旅行包从单位大煤堆里挖了煤块，在于章的帮助下用自行车驮了回来。

单位虽然搬出了崂山宾馆，但是修建公司、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等还在那个楼里办公。索道站站长李东跟修建公司总经理王武商量，借用一间办公室做公关用，人家痛快答应，我和苟河的办事处就成立了。我又把家当搬了过来。“办事处不能当宿舍。”负责公关的老苟不同意。“老苟你也单身过，你说你叫我住哪儿好？！更何况人家修建公司也同意了。”当年的我也年轻气盛。“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这些臭大学生就是毛病多。”关于大学生的名声坏就坏在老大身上，这个每次酒后展望未来都是三十五岁起码到副局的有抱负的青年，某一次跟单位一把手拍了桌子，被冠以“刘大学”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