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注音法（1 / 2）

印刷官文的初衷，是让消息迅速地传遍自己的控制区域，而且将解释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可如果印刷了这么多官文，但百姓认不出字，还是得让士人来帮他们解读，那么先前印刷的努力就白费了。

只是普及识字这种事情，花的力气恐怕并不少。

先前桓景在白云坞，所有识字者、甚至包括士人妇女，都被征用来教新军士兵识字。后来又让老兵带新兵。即便如此，在两年之内，识字者亦不过新军内部而已。而今日若要在一州全境普及基本的识字，不用速成的办法是不行的。

若是按原时空小学教材的做法，自然是先引入拼音，然后abcd一顿教完，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可惜在这个时代，音韵和原时空有所区别，当时汉语远不止四个声调，故而现代拼音显然需要做一番改造才能被大众所认可。

更重要的是，拼音没有权威支撑，教书的士人更加不会认可这种鬼画符，所以光是在潜在的老师中普及这一套方法，就得费挺大工夫。

不过，在这个时代，也并非全无注音的办法，那就是所谓反切法。

反切法，就是用一个字的声母去和另一个字的韵母组合。比如风字，是“房声切”，也就是房字的声母f和声字的韵母eng组合在一起。

这种方法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被发明，但一直只是在士族范围内流传，并未广泛用于大众。原因很简单，若要用反切法，就必须至少有一定的识字量。

士族的子弟可以靠填鸭式的童蒙教育，将常见字灌进脑中，之后再用反切法识字。可是普通百姓从小大字不识一个，就根本没法使用反切法。比如如果要认风字，就必须先认识房字和声字，这就很难了。

同时，可以用作反切的上、下字太多，据后人统计，共有400多上字用作声母，1000多个下字用作韵母。若是这些常用字字都学会了，那么还需要反切干什么呢？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韵书的编撰并不统一，不同世家大族之间，每家有每家的“家学”。在有些掉书袋的韵书中，一线简单的常用字，被炫技式地用复杂的字作切语，比如：“一”为於悉切；“八”为博拨切。这样无形中反而提高了识字的门槛。

桓景一开始想到，既然各家韵书不同，那么就选一个最权威的。《说文解字》是东汉的许慎所做，许慎乃大儒，所谓“经无双许叔重”，为士族所知。照此推论，这本书多半也是被大多数士族认可，而且应该家家都有收藏。

抱着这种想法，他在白云坞的时候，就经由商旅，从江东士族手中购入了《说文解字》。可当捧起竹简的那一刻，反而哭笑不得：这个版本的《说文解字》并没有用反切法注音。他不知道最初版本的《说文解字》并没有注音，直到北宋时期，经过徐铉等人的校订，方才用反切法标上了音。

好在《说文解字》中对于汉字按部首进行了分类，所以稍稍降低了当初在白云坞教学的难度。所以靠着改良的反切法加分类教学，桓景好歹教会了新军最初的五百人。

至于后来战乱频仍，他忙着打仗，更是顾不上这些事情了，只能做甩手掌柜。

但现在，桓景手上有了秘诀。他在张华留下的典籍列表之中，居然找到了“音韵”一部。在翻阅完相关章节后，他这才发现，张华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居然整理了一套最简的反切方案。

在张华的方案中，每种声母只用一种字、而韵母一律选用原字，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反切所用的字符数，变得和拼音一样，只不过每个拼音对应一个汉字而已。

而且，张华在每个用作拼音的汉字旁，标明了其简化为几笔的简写。比如声母p，就被张华写作“ㄈ”，还在一旁标明，“原字如居心叵测之叵”。桓景仔细一想，这简直如日语的假名一般，只是无论是音韵的丰富程度，还是美观上都较之为佳。

看来张华早就想到士人会抵触这种以符号为主的拼音方案，所以设计符号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兼顾符号的字源。这样即使有士人要说这是鬼画符，桓景还可以搬出张华的典籍，指着符号，说出这对应的到底是什么字，让质疑者哑口无言。

最后，张华还非常贴心地将所有字的音调也标了出来，省得桓景一个一个字思考到底是什么音调。虽然古汉语音调众多，像南方一些方言一样，有所谓八音，但张华一一制定了符号，就使得分辨音调不是难事。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弄出基于中原口音的古代普通话。

于是在广发官文成为日常的十天之后。突然洛阳的每一户人家，都领到一本印刷在缣帛上的小册子，如信五斗米的世家大族所用经书厚度，并以韦编缝好。

这天，在洛阳方才重修不久的茶馆里，一个粮商捧着手中的小册子反复翻阅。作为最早领到这些小册子的百姓之一，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么好的帛子，不去拿作衣裳，却来印些这些无用之物。刺史未免奢侈过甚！”